谁在主宰美国的堕胎权辩论？

撰文：Amanda Becker

来源：The 19th

原文链接：https://19thnews.org/2022/06/americans-united-for-life-anti-abortion-group-shaping-laws-nationwide/

美国生命联盟的主席兼CEO凯瑟琳·格伦·福斯特

GOP War Room / C-SPAN

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生命联盟（Americans United for Life, AUL）已经提交了200多份法律摘要，并通过撰写示范立法、咨询州议员、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其他反堕胎法规，在40多个州帮助制定了至少400项反堕胎法案。

现在，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的判决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判决，这家非盈利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美国生命联盟并没有撰写导致多布斯案的密西西比州立法。但它在该案中提交的“法庭之友”（注：Amicus Curiae, 在英美法系中为不属诉讼一方而主动或应法庭邀请就案件提供意见或协助的对象）只是它在各种反堕胎案件中提交的89份简报之一，其中包括向最高法院提交的每一份声明。

专家们说，事实证明，AUL撰写法律和捍卫法律的双线策略非常有效，而且随着共和党控制的各州立法机构开始制定限制性的堕胎法，这种策略可能会变得更加有效，因为现在堕胎权将由各州决定。

堕胎法专家玛丽·齐格勒（Mary Ziegler）告诉The 19th，AUL是反堕胎运动“法律精英”的故乡。

直到最近还担任AUL政府事务顾问的凯蒂·格伦（Katie Glenn）说，AUL“成立之初是为反堕胎运动而生的律师事务所——这一度是该组织的口号”。

密西西比州的一场反堕胎示威

Jonathan Ernst / Reuters

1971年，一群学者和神学家在罗伊案判决确立宪法规定的胎儿存活前堕胎权的两年前，成立了这家非营利律师事务所和政治倡导团体。

最初，该组织总部设在芝加哥，其创始人（一群神学家、保守学者和律师）在那里提起了一个他们希望能成为罗伊案一样的最高法院案件，但是判决结果不同。

格伦说，在最高法院判决罗伊案后，AUL的创始人“觉得这件事需要有人全身心投入”。她说，他们的想法是，不可能是少数律师把这当做他们的无偿工作；需要有专门的应对措施”。

克拉克·福赛斯（Clarke Forsythe）是AUL的高级律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该组织工作，被称为反堕胎运动的思想领袖，他的著作和著作被引用于主要法院判决，包括大法官塞缪尔·阿里托在多布斯案的判决中。此外，顾问委员会成员海伦·阿尔瓦雷（Helen Alvare）以学者、律师和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沟通策略专家的身份塑造了反堕胎法理学。

作为一个一个501(c)3非营利法律辩护基金，AUL不需要披露其资助者，近年来其年收入在300万美元左右。该组织的律师撰写或咨询州议员提出的法案。在州议会听证会上，他们自己充当证人，或者找医生和其他专家代表拟议的法律作证。

如果法律一经颁布就受到质疑，AUL的律师会通过提交“法庭之友”简报来支持州总检察长的辩护工作，这种简报由对结果感兴趣但与案件无关的团体和个人提出法律论点。同样，AUL也为那些不是内部起草的、由其他反对堕胎的团体和立法者提供的法律做着同样的工作。

齐格勒说：“我想说的是，AUL也是创建反堕胎示范立法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参与者，而各州立法机构将复制这些示范立法”。

格伦说，这是因为AUL意识到，“仅仅挑选哪些法案将提交法庭，然后撰写法庭之友摘要是不够的。我们真的需要参与立法过程，让立法得以通过”。

宾夕法尼亚州的反堕胎示威者的“生命游行”

Jeffery Bruno / KofC

最高法院在2016年和2020年裁决的两起案件——Whole Women’s Health v. Hellerstedt和June Medical Services vs. Russo——显示了AUL从起草法案到法庭诉讼的整体做法。这两起案件都涉及对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颁布的所谓“堕胎提供者定向监管”（Targeted Regulation of Abortion Providers，简称TRAP）的挑战。

2013年，得克萨斯州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堕胎医生在30英里内的医院享有住院特权，并要求堕胎诊所必须符合门诊手术中心采用的标准。该州一半的堕胎诊所关闭了。最高法院在Hellerstedt案中发现，“这两项条款所提供的医疗福利都不足以证明每一项条款对获得堕胎服务造成的负担是合理的”，即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存在的堕胎法中的“不当负担”标准。

与此同时，路易斯安那州开始就一项类似于得克萨斯州法律的法案举行立法听证会，因为该法案正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当时，路易斯安那州有五家堕胎诊所和六名堕胎医生。一家地区法院裁定，这将给寻求堕胎护理的病人带来“不适当的负担”，因为如果这项法律生效，它将导致该州只有一家诊所和一名医生。它也在最高法院6月的医疗案中结束了。五名法官同意推翻该法律，自由派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写道，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与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几乎一字不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还制定了支撑这两项法令的示范法案文本。AUL在两份文件中都提交了“法庭之友”的陈述。

波士顿大学健康法教授尼科尔·休伯菲尔德（Nicole Huberfeld）说，“这看起来是同一部法律，因为它就是同一部法律”。

“AUL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战略的成功，”她补充说。

罗伊案判决被推翻后，反堕胎示威者开香槟庆祝

Steve Helber / AP

最高法院对Hellerstedt案和June Medical案的裁决是AUL的敌人的胜利。在Hellerstedt案判决时，计划生育联盟（注：一家在美国和全球提供生育健康护理的非营利组织）称这是“几十年来最高法院在堕胎获取方面取得的最大胜利”，它被视为强化了不当负担标准。但在六月医疗中心，这一标准再次放宽。AUL律师在给支持者的备忘录中说，这项裁决代表着“失望和机会”。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Hellerstedt案中投票支持定向监管法律，却在June Meical案中做出了推翻这项法律的决定性投票。计划生育联盟表示，重要的是罗伯茨写下了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加入布雷耶为最高法院自由派法官撰写的观点。

“与公共媒体的报道相反，June Medical案对堕胎倡导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胜利”，AUL律师写道。“法庭大多数人的立场为各州赢得未来的堕胎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

在多布斯案中，密西西比州的法律，也就是禁止堕胎15周，健康和严重胎儿异常除外，并不是复制粘贴的AUL示范立法。尽管如此，AUL还是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向支持者们宣扬了2018年的法令。他们的诉讼策略包括，通过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简报，为他们没有撰写的与该组织使命一致的法律进行辩护。在多布斯案中，AUL的律师们也在最终推翻罗伊案件的反堕胎判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该组织周五在给支持者的庆祝信息中说。“50多年前，美国生命联盟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提交了一份简报，自那以后一直在为保护胎儿权利而战。多布斯的判决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更好”！

AUL在反堕胎运动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带来的营业收入少于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the 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或苏珊·B·安东尼名单(SBA List)，两者是501(c)4的非营利社会福利组织，对其捐款不能免税。但是，据齐格勒说，与反堕胎的同行相比，AUL“更专注于诉讼和示范立法”，其法律专业知识使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格伦同意，AUL与其他基层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规模一直很小，专注于提出最有力的法律论点，无论是在法庭之友的陈述中，还是在实际起草和通过它，或者在事实发生后”。

全国生命权委员会也像AUL一样，做一些公益诉讼，他们也制定了一些示范法律。但它们的主要影响是对议员的直接游说，以及影响竞选活动的外部支出。根据OpenSecrets跟踪的政府记录，自1998年以来，生命权及其直接附属机构在联邦游说方面的花费超过1100万美元，自2000年以来，他们在广告和其他通信方面的花费超过1200万美元。

罗伊案判决被推翻后，反堕胎示威者喜极而泣

Evelyn Hockstein / Reuters

与此同时，支持支持堕胎的民主党女性候选人的倡导组织艾米莉名单（EMILY’s List）与SBA名单形成了平衡，该名单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支持反堕胎候选人上。在2020年的选举周期中，他们筹集和支出了150多万美元，几乎所有的钱都给了共和党人。特朗普、爱荷华州参议员约尼·恩斯特（Joni Ernst）和蒙大拿州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是获得支持最多的人，他们都在当年的连任竞选中面临激烈的竞争。

犹太-基督教倡导组织伦理学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反堕胎学者艾瑞卡·巴基奥奇（Erika Bachiochi）说，在反堕胎运动中，AUL“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极大尊重”。

齐格勒研究了AUL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更多案例，通过在民权运动期间采用黑人民权组织NAACP的渐进主义方法，“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罗伊案判决的案件，并使其看起来越来越不连贯”，她去年与波士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蔡（Robert Tsai）在Politico的一篇文章中写道，NAACP的“法律智慧让他们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打击时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AUL还推动了反堕胎运动对一种被称为“妇女保护”的法律理论的关注，该理论认为，必须保护妇女免受堕胎的不良影响，无论是通过提高诊所标准，还是强制提供堕胎前咨询等服务。像Hellerstedt和June Medical案件中的定向监管法律也属于这一类。

反堕胎运动采用保护妇女的论点，是对堕胎权利运动关注寻求堕胎者的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回应。在此之前，反堕胎团体通常关注的是保护胎儿的生命权。这种情况在1992年最高法院对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的裁决后发生了改变，该裁决重申了寻求堕胎的权利，但表示，只要不给病人带来不适当的负担，各州可以限制护理。

双方对这一决定都不满意：反堕胎团体认为这是法院错过了推翻罗伊案判决的机会；而堕胎权利运动正确地预见到，它为30年来AUL所追求的渐进式限制打开了大门。

着重保护妇女的论点为AUL制定新的示范法提供了依据。另一个例子是他们提出的《孕妇保护法案》，该法案将使孕妇“在有理由认为非法武力威胁到她未出生的孩子时，使用武力来保护她未出生的孩子”成为合法。但是，正如AUL在201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的那样，引入它需要确保“忠实地遵循模型语言，以避免法律问题和/或公共关系问题。不幸的是，(在州法案中)一些提议的语言偏离了AUL的模式，并产生了重大的争议”，一位AUL律师写道。

自凯西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堕胎案件的“法庭之友”诉状中都有保护女性的论点，包括240名“反堕胎女权主义者”(包括一些与AUL有关联的人)提交的多布斯诉状，他们认为合法堕胎使女性更难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地方实现平等。阿尔瓦雷和巴基奥奇都是这份简报的作者。

专家说，AUL对堕胎法的影响，无论是在法院还是在各州，都不太可能因为罗伊案的判决而减弱。正如AUL在多布斯的问答中所指出的那样，法院的决定意味着“为生命权而战的战斗将回到每个国家。”AUL准备提供各州可以迅速颁布的示范法案，以及在随后的任何法庭挑战中为它们辩护的援助。

格伦预测，后多布斯时期将类似于法院判决凯西案后的时期，当时有一场法律斗争，以确定哪些州的限制不会在法院眼中构成“不当负担”。格伦表示，“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甚至如何改变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思考'”。

正如休伯菲尔德教授所说，“这将是一场州法律的战争”；“这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她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