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

「厌女」是一个饱满的字眼。它越来越常在社交媒体出现。

本文著重于厌女这个概念的意义、使用以及目的。有些议题过去鲜少被分析哲学家（包括女性主义者和其他）讨论，但结果它们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意涵、心理学上的复杂性，以及政治层面上的重要性。因为上述与其他原因，我们应该从此刻开始给予厌女更多的注意力。

但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这样的说明有何必要，以为「厌女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根据一种如字典定义般、对这个词的常见理解（我把它称作“天真式理解”）──厌女主要是个别主体（虽然不一定总是，但大部分时候是男性）所拥有的一种属性，他们倾向对任何与每一个女性，或至少一般性地针对女性，感觉到仇视、敌意或其他类似情绪，仅仅因为她们身为女性。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单单藉由声称某人是女性（无论个人或集体），且不需要考量某人特有的其他特质，一名厌女者就会产生或被激起这样的态度。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情况里（换句话说，少数的例外是可能的，例如当极少数的女性得以成功驱散他的敌意时），当这样的宣称结合了个人主体对于女性所抱持的背景态度，例如将女性视为令人作呕╱厌恶╱恐惧的，或无心智的性物件，理应就足以激起他的敌意。因此，厌女的态度透过它们的心理本质和基础──也就是它们「深层的」或终极的心理学解释──获得整合，而根据一个文化包含与喂养厌女者以及它受厌女者支配的不同程度，该文化就有可能是厌女的。

这种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在某些方面太过狭隘，在另外一些面向上，目标却又不够明确。尽管我们应该将焦点置于与敌意有关的态度上，但我们也应该同意这类敌意的攻击目标只包含特定的女性，或至少是特定类型的女性，不然的话，依据道德心理学中关于敌意与仇视的某些特定老套说词，厌女的定义就会让它在父权社会的情境里──厌女的原生栖地──变得罕见。这个天真式理解也无法瞄准这类反应中的子集合：也就是那些父权意识形态的副产品，而在此它们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因为，尽管厌女经常看似个人化，但它却最适合被理解成一种政治现象。我们应该将厌女理解成一个在父权社会秩序下运作的体系，它的目的是监督与执行女性的臣属角色，并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

厌女主要是整体社会体制或环境中的一个属性，女性在其中比较可能遭遇到敌意，因为她们是身处于男性（也就是父权）世界中的女性，而且被认定未能符合父权的标准（也就是得以在这个环境里立足的父权意识形态信条）。正因如此，厌女敌意经常会选择性地针对某些女性，而非瞄准所有的女性。个人主体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怀有这些敌意，针对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所提出的完整心理学解释，也可能非常不同；或者另一种可能是，这类敌意的根源是出自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里的行动、惯习和政策。这些敌意之间必要的共同之处，则是它们「社会兼结构」上的解释：粗略地说，它们必须属于一个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体制监督、惩罚、支配并谴责那些被父权视为敌人或对父权造成威胁的女性。

当像「厌女」这样的词受到质疑时，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些和它的意义、使用方式及指涉有关的问题？针对如何一般性地回应“X是什么？”这类问题，社会哲学家Sally Haslanger就三个不同的主张提出了一个有助益的区别：

（1） 「概念性」（conceptual）项目涉及了调查我们（也许是「我们」，也许是「他们」）对X的普遍性概念，通常是藉由运用演绎方法，例如反思平衡和概念分析。

（2） 「描述性」（descriptive）项目涉及调查这个词语的延伸，也就是X这个词汇在世界上通常会用于指涉什么，或被应用于什么事情之上。同时我们会问：这个主题的标准或相对不具争议的范例之间，是否有任何特殊的共通之处？若有，那是什么？若有，在邻近的范畴内最自然且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因此我们会立即提问，当人们使用该词汇时，他们通常看起来在说什么？基于这个原因最为重要，因此这类项目将会必须包含实证，亦即归纳式的调查。

（3） 「分析性」（analytical）或「改良性」（ameliorative）项目则试图制定一个概念，使它最为符合该词汇存在的意义。我们会问，讨论X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目的是合理或有据的吗？如果目的超过一个，哪一个最重要？考量这点，我们是否应该把一个现有的词语强行拆开，或把几个不同的词语归并在一起？我们要如何找出一个整体的概念架构，进而能够为解放性的政治目标，以及其他有价值的项目提供最多支持？

因此，改良性（或「分析性」）项目需要主动决定我们的文字要有什么意涵。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将其概念化。当我们的讨论对像是社会活动和实践时，更是如此：作为社会的、有自我意识的生物，我们会遵守受到我们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图式所保护的规范，而当涉及他人时，我们倾向于执行那些我们不加批评的规范和期待。因为上述这些与其他更多理由，改良性项目对于社会进展来说相当重要。

在此脉络中，Haslanger为这三个取径所做的区分很有用，甚至相当关键。除了至少有意识地追求这三种不同路径中的其中一种，我们很难找到其他方法，以在此获得方法论上的立足点。但同时还有一个有所帮助的作法，便是认可（正如同Haslanger自己随后所承认的）这三种项目也有可能互补，至少在某些情境里如此。比方说，一个人可能最初并不是因为拥戴传统的演绎方法而投入一系列的概念提问，而是为了要了解一个词语的天然目的，亦即它最适合的用法，或──以一个譬喻来形容──它的工作内容描述。这些目的随后可能会被质疑，而这个词汇的意义会在此基础上得到协商。

描述性项目也可能必须做出类似的语意选择。一方面来说，不同群体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该词，例如用来涵盖不同类型的案例，或是有着较为狭隘或广泛的应用范畴。有鉴于此，我们可能必须要判断，哪一种语言和社会社群应该被视为权威性的。这可能经常涉及一些价值上的考量，包括政治价值，至少，从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去排除政治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前两种项目如何可能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第三种，至少当我们抱持着特定的精神投入其中之时。在那样的脉络下，我将先进行概念性及描述性的思考，而最终的目标则是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厌女」提出一个改良性的建议。

某些人很明显地接受了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根据该定义，厌女主要为个别厌女者们所拥有的一种属性，他们倾向因为女性作为女性──也就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一视同仁地，或至少非常一般性地仇视她们。此外，如果他们要被称为真正的厌女者，这些主体可能也必须在心中藏匿着这股恨意，好提供一种深层或根本的心理学解释。

但是，对于厌女的天真式理解有着严重的限制。某些限制是在于认识论上的考量，因为隐藏在个别主体的态度背后，所谓的深层或根本的心理学解释，经常是无法被探知的，所以，天真式理解将可能导致厌女变得非常难以诊断。这尤其会使得女性相当难以认识厌女，这也表示，面对她们所可能遭遇到的厌女时，女性将可能被夺去必要的资源，使她们无法获取与厌女表现形式有关的知识，以及合乎情理的见解，也无法在那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正当的主张。故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厌女的概念实际上将等于无声。

有鉴于厌女的意涵可能扮演着某种概念性的角色，用以拣选出以性别为基础的压迫中最富敌意、最为有害的面向，这有可能会让女性失去一个合适的名称，可用于称呼那些她们可能遭遇到的强敌。若考量到其他相关选项的明显不足，情况便越发如此。还有什么其他的字汇表达了类似的，或蕴含相近道德重量的性别特定概念？「性别歧视」这个词汇一开始可能会浮上心头，但是该词汇缺少了「厌女」所有的敌意气味。因此，我们面临了让「厌女」这个词汇逃离我们的风险。

让指控厌女变得难以执行，这还会造成另一个重要却较不明显的成本：它会让那些遭控为厌女者但其实无辜的人难以获得公道。

然而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止于此，还远远超出这些认识论上的考量。除了让厌女成为一个在心理学上，以及进一步在形而上学方面晦涩难懂的现像以外，这个理解无法包含其他解释。

何以如此？我们可能以为，厌女至少有着在典型的父权情境里往外蔓延的潜力，但在我们采用了天真式理解的情况下，我们如今便很难理解那是如何形成，以及为何形成。我先就我所理解的父权社会秩序、关系和角色的本质进行一些说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点。（希望我无需多说──我要做的，并不是就它们的复杂社会学概念来进行完整讨论，而是就一些有用且并不太具争议性的基本内涵进行说明。）接着我便将能指出，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基本上会让厌女在父权秩序里变得毫不普及，而我认为父权秩序乃是厌女（最）自然而然发生的情境。

我认定一个社会环境乃是父权的，假如某些类型的制度或社会结构不仅在这个环境里扩散，也在其中享受着──比方说，来自国家和广泛文化来源的普遍支持，例如物质资源、社群价值、文化叙事、媒体和艺术描绘等等。这些父权制度在物质内涵、结构以及社会特征上会有大幅差异，但它们都会将女性置于一个臣属于某个特定男性或身处此制度内的男性们的位置，因此（基于同样的理由），根据他们的性别（以及其他相关的交织因素），后者之于前者有着支配性的地位。

在我们继续讨论前，有三个较为微妙而不明显的论点值得一提。第一，臣属（subordination）不是一个成功的用词。若依照我希望的方式来理解臣属一词的意涵，它可以是某种社会压力，意图将女性规范在特定的位置，但这个压力可能偶尔会被击败，或什至被取消（当然也可能被对立的社会压力抵消，因为其他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体系是和性别与其他因素互有交织的），而不一定能够「成功」。第二，某些父权结构不仅仅是男性特权的堡垒，它们更纯然属于男性，或大幅地由男性所支配。然而，我认为一般而言，这些结构需要其他来自父权结构的支持，在这其中，女性因为她们所被交付之服务工作的独特型态而被放置于臣属的位置（且不仅仅只有一时）。第三，这些支配与臣属的关系对于特定的父权结构与身处其中的个人而言，往往非常局部。再一次的，有鉴于权力关系的交织性──这依照种族、族群、阶级、性和残障程度而产生，认知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男人可能身为他所在领域的主人，但在其他脉络里却是臣属的、被剥削的，或被边缘化的。因此，一个男人并不需要（而且通常也不会）被放置在一个得以支配所有和每一个，或什至大部分女性的位置上，他也仍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完整运作中的父权家父长；他只需要在面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女性时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就好，而这通常会是在家庭或亲密关系里。从此意义上来说，父权的意识形态──我将紧接着讨论由其所决定与控制的社会关系、结构和实质性角色──可能也需要所有或绝大多数的男性扮演家长，并支配某个或某些女性，以遵守它的整体规范性愿景。

然而，在一个父权文化里，性别化社会关系的阶级本质可能会与女性处于其中臣属地位时的实质性内容产生冲突。以某些女性气质角色的照顾工作类型为例，当女性不只被交付执行某些特定的情绪、社会、家务、性和再生产劳动，更被认定要同时以一种充满爱与关怀的方式，或满怀热情地执行它们时，父权的规范和期待便必须低调而安静地操作，它们的强迫性质最好不要明说。父权意识形态获得了一长串机制的支持，以服务这个目标，包括女性们对于相关社会规范的内化、对于女性独特气质和偏好的叙事，以及将相关照护工作定调为可以带给个人满足感、对社会而言有其必要、在道德上有其价值，并且是「酷」、「自然」与健康的（只要是由女人来执行它们）。女性遵从这些相关的社会角色时，理应要尽可能地看起来自然，或看似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例如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便包括了充满爱意的妻子、奉献的母亲、「酷」女友、忠实的秘书，或好的服务生等等。女性气质的非正式角色亦同，例如女性经常要作为家庭、工作场所或公领域内的情绪下属，且从事相关工作。然而，整体而言，这个无缝的表象几乎必定是迷惑人心的，因为，一旦这些「软」社会权力形式显得不足以维持它们时，或多或少便会有一些隐晦地带着敌意、威胁和惩罚性质的规范执行机制随侍在侧，或在背景进行操作。这些机制对女性带来的后果大不相同，从造成生命威胁的暴力，到微妙地不表赞同的社会讯号皆有（例如当女性和她们的男性同僚一样，在人际互动中表现直接或不轻易道歉时，人们会不自觉地暗暗吃惊）。厌女的运作精髓在于，这些强迫性的执行机制对应着父权规范与期待，以及它们所管理的社会角色。

但首先，为了理解为什么当厌女和厌女者的天真式理解受到采纳时，厌女便会在父权情境里变得罕见，可以思考以下这点：在一个典型的父权情境里，为什么任何特定男性会对女性普遍地、甚至非常一般性地怀有不满，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何？相对的，我们反而会期待，即使最蒙昧的男性也能被某些女性所取悦，亦即那些友好地为其利益服务的女性。对这些女性抱持敌意不仅仅会带来双重的问题，包括在个人层面上显得无礼，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同时，这也会在基本的道德心理学层面上显得非常奇怪。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有个女性不仅仅忠于本分，而且还满怀爱意地迎合他的欲望，那么，到底还有什么好厌的？

当然，在一个典型的父权情境里，若是这些女性刚好终究令某些男性失望了，他们可能会对自身实际上接触过的大多数或什至所有女性抱持着敌意，但是这无法导向一个普遍性被量化的真实主张，或什至一个真实的、较不严格的概化。至少从一个心理上和社会上合乎现实的情境而言，这些量词理当包括任何一个或大多数这个主体可能遇见的（个别）女性，而这仍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类比是：一个人即使对他一生中曾经去过的所有或大多数餐厅感到失望，他也不会就此普遍性地仇视所有或大多数餐厅。也许他刚好运气不太好，也许他的选择有限，或受到了挫折。当有一间餐厅是专门设计来取悦他的，亦即迎合了他所有的兴趣和胃口时，若他仍仇视这间餐厅，这很难不令人感到惊讶。

对厌女的天真式理解是不恰当到无可救药。对于这唯一一个（如我们很快会理解到的）越来越常被用于指涉一名女性需要为其命名的问题的字眼来说，这是种浪费。这个词汇最初就是为了因应这个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由十七世纪的英国女性主义者所创，用以反击文艺复兴青年Joseph Swetnam对女性做出的道德「毁谤」，而这导致如今反女性主义者不经意地挪用这个词汇并过滤掉它的政治意义一事，显得更为讽刺。根据天真式理解，厌女基本上成为一个太过心理主义的概念，它建立在一种恐惧症或深层厌恶的模式上。它成为一种心理学上的不健康或不理性状态，而非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系统性面向与一个可预测的表现形式，以用于显示出主宰它们的意识形态：父权。

在此，我们可以藉由提问而重新开始：考量前述内容，我们自然而然可能期待的厌女会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那股导向女性的敌意和愤怒（就算不完全是，但至少一定程度是因为她们的性别），它们之下的天然基础会是什么？而其中哪些可以用来理解，厌女如何作为父权意识形态的面向或表现形式之一？考量到父权文化里某些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作为提供男性注意力与关爱的臣属者，这指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明显可能性：若察觉到女性反抗、破坏了用以定义这些社会角色的规范和期待，正好便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引发这类反应。还有什么可以比从一个体贴而关怀的臣属角色叛逃这点，为敌意和愤怒提供更天然的基础？我们可以预期，这会让典型的性别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男性）同时感到被夺权与被忽视，而从情绪上来说，这个组合可能会招致大祸。

模拟一个简略的实例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想像一个人在餐厅里，他期待自己不仅要获得恭敬的对待──顾客永远都是对的，他所点的餐点更要被殷勤地奉上，还要伴随一个笑容。他期待餐厅令他感觉受到照料且与众不同，同时他的餐点会被送到面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有点弱势但同时又富有权力的位置）。现在，想像这个客人感到失望──因为他的服务员并没有在服务他，虽然那是因为她正在招呼其他桌的客人，或者，也许她看来像在懒散地四处闲晃，或单纯在做她自己的事，因为不明原因而忽视了他。更糟的是，她可能看似在期待从他身上获得服务，使两人的角色发生了令人困惑的反转。不论哪一种情况，她表现出来的举止态度都不是他在这类情境中所习惯的。我们很容易能够想像，此人会变得迷惘，进而怨怼；我们很容易能够想像他用汤匙敲击餐桌；我们很容易能够想像他的挫折感爆发。

很显然，这只是一个简略的例子，但我认为这确实为进一步的阐述和延伸奠定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基础；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容易理解的情况，关于近似仇视和敌意的态度可能如何被激发出来，同时因为女性的性别以及──在此案例里──因为认为她破坏了父权的规范与期待。此外，如果我们同意这是一个有效的例子，这例子也告诉了我们，厌女不必是什么。一方面来说，它不需要针对所有的女性，相反的，它可以只针对特定的女性，例如那些被看作不服从的、怠忽职守的，或违反规则的女性；另一方面，这个模型终结了一种想法，亦即认为厌女和性渴望从某种角度来说并不相容（尽管怪异，但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没有人拥护）。

这个模型也针对某些典型的厌女攻击目标和受害者提供了初步的预测。前者将囊括那些被认定不称职的女人──性别理念的叛徒、坏女人和「难以控制」的女人。因此，厌女的受害者经常会包括那些进入了之于男性而言具有权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那些避开或选择逃脱以男性为依归的服务角色的女性。在这其中，一个自然的攻击对象就会是女性主义者（惊讶）。

事情正是如此。厌女者可以爱他们的母亲，更别提他们的姊妹、女儿、妻子、女友和秘书。他们不需要恨所有的女性，或什至绝大部分的女性；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恨那些直言不讳的女性。

毫无疑问，某些人会抗拒我刚刚所提出的想法。某些人可能会坚持，厌女必须是因为女人的身份而仇视她们，而且没有进一步的原因，故而厌女不能只是针对某些女性。但我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概括性的坚持。而我怀疑，它的基础来自于无根据地假设厌女必定与最常被预设的（虽然在历史面向上往往并不正确）反犹太主义形式十分相像，而反犹太主义显然针对的是整体所有的犹太人民。但是，为什么这种压迫形式就该被视为标准范本？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都该接受这个，让我们这么说吧，“范本中的范本”？以性别为基础的压迫可能在某方面自成一格，或者它可能为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一个有用的范例，

无论如何，把父权意识形态的目标看成清除世界上的女性，或是从某种直观的角度来说，将女性放逐到贫民窟，是不太有意义的。女性被彻底整合入典型的父权家户之中，被赋予各种关键的家务、社会、情绪与（异性恋）性服务工作，这样的女性对于支配者而言有太多用处了。这使她们变得不可或缺，甚至也无法在空间上被隔离，因为这会让她们无法为支配者的需求和利益提供服务。

虽然厌女的攻击目标会因此变得不是所有女性，但几乎每一个女性都有可能受到厌女者的威胁和惩罚。因为有一个可能，在于除了被认定或实际对父权规范与期待造成破坏以外，还有单纯象征性或代表性的破坏，而一个女性会被迫为其他女性可能的罪责付出代价。

更广泛地说，厌女的控制可能也超出了它所及的范围，因为它的企图乃是藉由将某些女性看作其他人的替身或代表，遂行「打沙包」（punching down）的作为──也就是仗着她刚好在那里或可能缺少资源（例如在亲密伴侣暴力的脉络下），故而在她身上发泄来自他处的挫折感，以重建父权秩序。

最重要的是，小小地破坏规则可能会被不成比例地放大，然后用来暗示一名女性的人格中有某种必须被谴责的东西。他人可能声称她违反承诺、说谎，或背弃了「她」那一部分的协议，因此她强烈地不可信赖、欺骗他人、不负责任等等。如果我们努力搜寻，我们经常可以在一名女性的行为里找到一些（或多或少）名义上支持这类抱怨的基础，但被违背的承诺和未完成的协议却是父权体制以她之名所进行的不正当作为。

本系列文删改自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