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政治」之外改变新加坡的外佣制度

2019新冠肺炎一记当头棒喝，促使我们反思工作以及劳工的意义。在香港，草媒行动的「照顾者的抗疫日常」系列尝试揭发大规模劳工剥削，为外籍家庭佣工（migrant domestic workers，简称MDW）发声。在疫情之下，建立互助政治只变得格外关键。

新加坡外佣的情况也近似，在「生存政治」（politics of survival）中得以体现。新加坡的「生存政治」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而新加坡也一直倚靠这模式走出英国殖民的阴影。由于英国人无意在殖民地的劳工身上投放社会福利，新加坡对稳定经济的务实执着，被视作殖民遗留下来的创伤。殖民政府离开后，贫困和营养不良以及缺乏卫生的状况大规模出现。为应对殖民的后遗问题，很多人转而支持「以成功来复仇」的反殖民式经济民族主义。成功背后是150万新加坡移工的付出，当中几十万人都是家庭佣工。

女权学者兼社运者Maria Mies和Silvia Federici等人一向坚信护理工作也是工作──也就是说，家庭工作和护理工作并非个人兴趣或白领人士的业余活动。正是这些长久的偏见，才会令外佣的经历被忽视，成为政府漠视劳工权益的理由。这些现象强而有力地指出，新加坡必须正视「生存政治」下的契约奴役，并改变当代的劳工状况。

新加坡的外佣制度

就像其他「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南韩）一样，新加坡聘请外佣也是采用一种扭曲的「客工制度」（guest worker system）。外佣的工作准证一般为期两年，除此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申请长期居留的方法。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MOM）的签证申请指引以出人意表、生物政治式（biopolitical）的方式写道：「除非获得人力部批准，你不得与新加坡国民或永久居民联婚。这适用于新加坡国内外，工作准证过期后也不例外。」此外，外佣必须通过一年两次的体检，以确保她们的身体状况妥当。若果她们被发现怀有身孕，或者患上性传播感染如梅毒，就会被立即遣返。

新加坡规管移工的条例，与殖民时期下的奴役和强制性劳动，相似度还远不止于此。像香港，在新加坡的英殖时期，劳工主要都是输入自中国和印度。男工主力城市建设，大部分女工则以家奴的身份替富裕的英国雇主和中国的商业家族打工。新加坡的政治和商界领袖一同挪用并扩展殖民时期的家庭劳役制度，将新加坡推向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后殖民国际都市。

1978年推出的「外籍女佣计画」（Foreign Maids Scheme）旨在拓展国内女性的劳动力，让她们能够在教育与事业上自由投放精力。这一来，国内劳动人口的教育与事业水平大有长进，并造就了一个规模相当的中产阶级。像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新加坡现时每五个家庭就有一个会雇用女移工，继续处理传统上由家庭主妇肩负、没有支薪的家务。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后殖民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是由外劳支撑起来的。

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后殖民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是由外劳支撑起来的。

最惹人关注的，是雇佣合约的明显不对等：里面几乎所有条件都有利于雇主。最低工资并不适用于外佣，因为在住家规定（live-in requirement）之下，所有佣工都必须寄宿雇主家中。基本上，外佣就居住在她们工作的地方。不同于地盘、造船业和加工制造等公共界别的移工，外佣是唯一一个不能够向国家《雇佣法令》（Employment Act）申诉的群体。因此，她们不能享有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并丧失了基本的医疗保健；这些都成为了最常见的剥削方式。为合理化这种排挤，政府指家庭工作有着「特殊的性质」。按照这逻辑，由于其特殊情况和环境，这种工作难以受标准的工作合约约束。最近，纵使强制周休等政策有了微小进展，由于雇主几乎掌控了整个招聘程序，只要政府给出的是建议而非法律惩处，雇主就会利用这些空隙进行剥削。

在新加坡，2019新冠肺炎限制了外佣入境，造成劳工短缺，人力部借此允许雇主更轻易地转移──也就是解雇──外佣，那样佣工就可以被送往其他家庭。从前，旧雇主需要向新雇主提供同意书，为佣工申请新的工作准证。近期的政策下，即使还未找到新的雇主，雇主依然可以终止佣工的工作准证。14日的过渡期内，外佣会转交负责招聘的中介公司。如果找不到新雇主，外佣就必须被遣返。这些安排只会深化外佣的弱势，因为雇主一旦违背承诺，她们就会失去所有保障。

外佣与家庭

今日，许多外佣在雇主的国家工作之余，同时也在自己的家乡雇用女移工。社会学家Rhacel Parreñas指出，菲律宾女性往往会担任外佣，以供孩子上私立学校及支付两老的医疗费用。她们自己则会雇用来自乡下的女移工，因为这些女移工大多都负担不起在国外找工作的费用。Parreñas称这现象为「再生产领域上的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雇主的国家很少考虑到这种同时身为当地佣工和远程雇主的复杂性，却在多个家庭之间制造了跨国连结。

很讽刺的是，严重虐待和剥削外佣的那些女雇主，本身也囿于「父权协商」（patriarchal bargains），意指受家庭束缚的女性透过协商的手段来确立自主性。在这交通发达的时代，许多家庭都会雇用可以跨国流动的外佣，那就不必陷入谁要分担家务的麻烦纷争。学者Pei-Chia Lan指出，女雇主聘请外佣，往往是因为她们无法驾驭家婆的专横脾气，却至少可以使唤家庭佣工。其他雇主则表示，若非外佣帮忙，她们的婚姻就可能会破裂，因为她们的丈夫拒绝打扫卫生或学习基本的烹饪技巧。

中产女性这种自我中心式的女性主义应该改变，并顾及其他范畴的女性权益。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简称AWARE）是新加坡本地的女性组织。早在几十年前，他们已经指出女性劳动人口并未因为有了事业而获得解放。大部分进入职场的女性并未与她们的丈夫平均分担家务，却像是多了第二份工作（second shift）。有人视聘请家庭佣工为达到「配偶平权」（spousal egalitarianism）的方案，聘请了其他人处理家务，夫妻才可以同时继续上班，无需为谁应打扫房子而争吵。中产女性这种自我中心式的女性主义应该改变，并顾及其他范畴的女性权益。这也涉及究竟「工作」为何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部分雇主都不认为外佣值得享有一般的雇佣条件。由于她们在私密的环境工作，雇主会将外佣当作私人财产，认为自己已经一次性地购下了佣工的服务和时间。但对辛劳的佣工而言，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她休息并重新整顿的家。在家里，没人想要付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以迎合社会规范的方式应付上司或同事。而「家庭」作为私密空间，里面却依然充斥着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不用替外佣提供劳工保障，利用爱与家人的论述，让外佣就范家中，那样中产女性就可以在下班后继续服务于家庭经济。这类操控，不幸取缔了我们与外佣其他可行的互动方式。漫长的疫情迫使我们居家隔离，这或许正是一个修补破碎关系的机会。

「生存」之外

要搞清楚，批判分析新加坡的外佣制度，并不表示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自由民主国家对待移工的方式比较好。这些国家的社运者注意到，即使有了现存制度和法律约束，住家外佣仍要面对残忍险恶的状况。营造「他者」（others）在不论哪种政治制度下，似乎都一样会发生。北营（Global North）自誉以人道方式对待劳动人口，无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傲慢心理。因此，我们应该叩问所有带惩罚性的移民和劳工系统。正视移工被剥削的权利，不是个别地区才需要采取的激进手段；所有地方的社运者、同行者和支持者都应该先避免移工权益进一步恶化，并让移工解脱所有限制自由的劳动制度。

重要的是，今天的新加坡不应忘记历史，忘记为何亚洲四小龙能够在资本主义下取得成功。生存在后殖民时代，这代新加坡人需要跳出生存政治的思考框架，在加入营商和超资本（hyper-capitalist）世界市场的时候，我们应思考如何补正这过程产生的不公义。近期，新加坡移工在郊区的恶劣住宿环境引起愤怒回响，这一例子或许是改变的曙光。然而，几个愤怒的瞬间是不足以持续改变的。

只有当雇主的心态全然改变，政府更严格地规管违法雇主，剥削虐待劳工的状况才有可能出现微小的改变。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是移工支撑起来的，如今新加坡脱离了从前的贫苦日子，就再也不能够以经济借口放任国族式的资本主义为所欲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