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被“巴西式种族主义”所困，但从未向独裁政府屈服

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表现激励了数百万人，但也不得不面对权力，使自己摆脱这项运动的社会束缚。 画报游行/存档照片/盖蒂图片社

就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安息之际，圣保罗天主教大学的若泽·保罗·弗洛伦扎诺教授在赛场外回顾了贝利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遗产。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毫无疑问贝利在巴西的国家认同的建构和确认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他在帮助塑造现代巴西身份方面的作用，源于帮助该国赢得 1958 年瑞典世界杯冠军，以及他的俱乐部球队桑托斯在不久之后所承担的历史地位。

贝利时代的桑托斯作为体育外交官周游世界，跨越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庆祝了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们的政治解放。

毫无疑问，以贝利领导的球队的主要成就是鼓励足球运动在鲜有足球身影的国家开展，反之也改变了传统足球国家的比赛方式。这样依赖，贝利就超越了“国民偶像”的角色，他成为了更重要的人物：散居海外的黑人的象征、泛非主义的榜样和国际化的偶像。

在同样被南半球奉为英雄的鲍勃·马利1980年短暂访问巴西期间，这位歌手穿上贝利的10号球衣并非巧合。对马利和其他人来说，贝利体现了足球作为艺术和自由表达的一种体育美学。

在巴西之外，没有任何地方比去殖民化的非洲更能感受到，贝利作为黑人成就的标志的存在。

曾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殖民统治者葡萄牙的莫桑比克足球巨星尤西比奥，第一次在 "Os Brasileiros"（巴西人）的比赛中找到了自己的足球身份，这是一支在现在的首都马普托郊区创建的球队，旨在向1958年世界杯冠军致敬。

事实上，无数来自莫桑比克首都的非洲球员被冠以“贝利”、“加林查”或“迪迪”的绰号——巴西国家队的三位黑人英雄球员，这也是对整个非洲大陆数百万人的激励。

全球灵感，国内力量

贝利的职业生涯介于1956年至1974年之间，恰逢巴西当局主张所谓的“种族民主”——相信不存在对非白人巴西人的歧视的时期。

但这种意识形态只会压制非洲裔巴西人真正的斗争，并阻止关于种族不平等的辩论。正如学者安东尼奥·塞尔吉奥·阿尔弗雷多·吉马良斯在他的书 "Classes, Raças e Democracia "中所说，我们无法想象巴西将种族主义置于国家社会之中。

这些是贝利球员生涯中经历的社会氛围，他的经历揭示了巴西式种族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在 1970 年赢得该国第三次世界杯冠军后不久，贝利决定从国家队退役，全身心投入到他的商业冒险和俱乐部生涯中。当他这样做时，围绕他在巴西的形象编织的一致意见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贝利面临着继续为国家队效力的压力，独裁政权热衷于从国际舞台上的任何足球胜利中榨取政治红利。与此同时，他受到白人精英的告诫，他们试图将他的角色限制在运动员的角色——这样做是为了重申黑人在巴西社会中的地位。

贝利处理巴西独裁统治的方式受到了批评，因为他本可以更直接地反对独裁政权。但从他1971年宣布离开国家队，到1974年在桑托斯俱乐部结束职业生涯时，贝利面临胁迫、威胁和勒索，试图让他屈服于军事独裁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共同利益。

这种恐吓包括取消原定于1971年年中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两场表彰他球员生涯成就的告别赛。

面对某些方面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者将他视为境外势力雇佣军或国家叛徒的严厉批评，贝利也没有退缩。

最伟大的政治遗产

他在球场上的告别，实际上是历史翻过了一个黑人球员在面对巴西社会的权力结构性压迫时，他那永不屈服的意志所书写的最迷人的篇章。

贝利的立场不仅是因为他对巴西独裁统治所实施的酷刑感到厌恶，也来自于他对自己的名声和足球能够得到回报的个人愿望，贝利对抗军事独裁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决心代表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政治遗产。

贝利证明，体育和娱乐并不像种族主义话语中所设想的那样构成非裔巴西人的“天然场所”。他后来继续接受了大学教育，成为一名商人，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了体育部长。

贝利的经历表明，足球可以变成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场所，他坚决拒绝被单纯地视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也在球场外追求自己的事业，他行使了一项权利，即非裔巴西人不会被排除在历史上由更有特权的白人群体垄断的活动之外。

贝利的历史意义与巴西目前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吻合。经过四年的极端右翼政府，一个不倾向于削弱民主并致力于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政府回归，这代表着贝利自己的旅程，也描绘了巴西这个国家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