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军政府会上台吗？

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会发生什么？本期专门介绍政治学博士格里戈里·戈洛索夫 (Grigory Golosov) 专门为Kholod撰写的一系列文章。自2022年春季战争爆发以来，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和拉姆赞·卡德罗夫的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因此，许多人认为该国的最高权力完全可能被希拉维克集团把控。戈洛索夫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确实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并讲述了如果发生政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 Kholod 的前一篇文章的讨论中，我指出个人主义独裁经常被军事政权取代。我不能排除俄罗斯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而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在于如何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稳定的军事政府政权，无论是谁期望达成这样的目标，这两个目标之间的联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什么是军政府？

1970年代因为智利社会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推翻而引发的苏联宣传浪潮，在几十年后的俄罗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共鸣，即一些 "自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说出这个词）对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热爱，他真正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可持续性的军事政权。正因为如此，“军政府”这个词在俄语中已经被牢牢定性了，带有绝对的负面含义，尽管它被简单地翻译为“хунта”这个词。而实际上在一个稳定的军事政权中，恰恰是一个委员会把持着权力，尽管其组成相当特殊：一个由军事领导人组成的小圈子委员会。

而事实上在政治学中，军事政权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权力要么直接属于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要么由他们隐藏在正式政治机构背后控制政权。第二种情况比较少见，但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在从阿根廷到危地马拉的一些拉美国家都有出现这种政体。

“军事政权”指的是有权使用武装力量的全部组织，即权力结构 - 军队和受命确保国家公共安全的组织。此外在一些国家，还有各种合法、自主运作并具有自身影响力的私营军事公司和安全机构。

正是由于其权力结构构成的复杂性，军事独裁总是以委员会而非个人揽权的形式出现。军队指挥官总是与安全机构和其他安全部队团体的负责人协调——否则该政权将很容易陷入内战。

军队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包括军队的各个独立分支机构和其他大型单位。在军事政权建立之前，他们通常处于一个文职政治家——总统或总理——的最高指挥之下，最高领导人和军队之间甚至不需要直接相互交流。然而在政变之后，掌权者就有必要再次分配每个组织结构将拥有什么权力。

集体领导是所有稳定的军事政权的特征，这被认为是这一类别的基础，包括在巴西、阿根廷、希腊和其他许多国家之中。皮诺切特政权也不例外。这位将军不断强调，他只是军政府中平等的领导成员中的第一个站出来的人，而且他在实践中也遵循这一规则。

当然，与任何专制政权一样，军事独裁也可能陷入个人独揽大权，成为个人权力政权并操纵某种制度（例如选举制度），为领导人提供相对于其他军事领导人所没有的巨大政治优势。例如，这种情况发生在196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将军苏哈托的政权不再是军事政权，在大部分方面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独裁政权。

希拉维克集团的独裁统治

你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希拉维克集团的独裁统治”。为了证实这一论点，人们注意到，普京曾是克格勃的官员。

然而，普京登上权力高峰绝不是因为来自克格勃，而是来自地区和联邦一级的行政机构：他在 1998-1999 年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的工作只是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

更重关键的一点是，作为安全局局长，普京的工作恰恰是防止军事政变：让政治上被削弱的叶利钦总统保持对自己的安全机构的控制，并监视其他国家，普京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相信，正是为此，他赢得了被选中成为继任者的头彩。

成为总统后，普京继承了对安全部队的政治控制体系。这个系统在叶利钦的领导下进行了微调，到了普京时期又进行了重新配置，但整个系统的基础是苏联时期制定的两项原则。

首先一项原则是军事领导人和安全机构负责人深入融入政治领导层，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与最高统治阶层的深度融合。在苏联，这种整合是由最高层，也就是政治局开始得到保证的，并从上到下延伸到整个权力等级。希拉维克集团虽然只是国家官员，负责一些特殊性的政治工作。尽管政治局的位置被安全理事会取代，而且权力机构的地位已被有利可图的特权阶级所取代，例如对国家业务的控制和预算资金的制定，但希拉维克集团至今仍是与统治阶级融合在一起的。

第二个原则是权力结构碎片化，在政治领导层之外缺乏公认的领导者，相互之间充满了不信任和竞争。这种竞争的迹象在苏联时代是相当微弱的，但在叶利钦领导下矛盾被激化地更加尖锐和突出，而在普京统治时期，这种竞争在200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然后在所谓的希拉维克内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最近却在政坛之外默默无闻地去世了。

希拉维克集团能否组建军政府？

在此之后，希拉维克集团之间的冲突激烈程度有所下降，但现在似乎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在重要权力结构的领导人中，有新的自主参与者：叶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有他的私人军队，以及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几乎垄断了他自己所在的安全部门的权利，他们的活动范围早已远远超出车臣边界。

作为一家公司，希拉维克集团不愿意（由于他们完全融入权力结构）也无法（由于他们之间的竞争）进行如此复杂、协调的行动，比如政变来建立一个稳定的军事政权. 这种大动作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希拉维克集团的环境中没有领导者能站出来，所有权利的瓜分者都拜倒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脚下。

即使人们对普京作为国家元首骂声不绝，我们仍然看不到替代人物。有些人盯上了谢尔盖·苏罗维金 (Sergei Surovikin)，但对这位在当前军事行动中唯一的成就是组织撤退的军事领导人来说，预估他的潜在领导力似乎过于想当然了。当然，没有任何成就对苏洛维金来说倒是好事。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位强势人物，普京甚至不必亲自清理门户，其他在一旁沉默的权贵会将其嚼得骨头都不剩。

因此在今天的俄罗斯，并不存在军政府上台，并且作为可持续性军事政权的可能性的基础。那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不具备发生军事政变的条件？当然不是，军事政变并不总是走向建立稳定的军事政权。

人们常说，俄罗斯没有军事干预政治的传统，我表示反对。即使我们忽略十二月党人起义，在我纯粹主观的看法中，它确实可能导致建立一个稳定的拉丁美洲模式的军事政权，但这样的例子仍然很多，包括是包括十八世纪无休止的政变，以及保罗沙皇的悲惨故事，以及1953年拉夫伦蒂·贝利亚 (Lavrenty Beria) 被推翻的故事。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军方在个人层面的权力更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在前政权的结构中继续发挥重要但次要的作用。俄罗斯当前形势的特殊性在于，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维持个人独裁统治，因为正如我在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现在的政权与现任独裁者的人格捆绑的太紧了，它显然会导致建立其他一些政治制度。

如果说建立一个稳定的军事政权需要权力结构的密切协调，那么导致建立不同政权的军事政变则不需要这种程度的协调。其中一种权力结构可以简单地压制竞争对手的反抗并夺取权力，有时这会作为一系列事件发生，这称为“双重政变”。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最初看起来像是军方两派之间的冲突，每个军方派系都宣称自己希望保护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免受另一方的政变企图影响。然而最终，军队中胜利的一方变得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它自己直接夺取了权力，而苏加诺则首先是事实上，然后是形式上的被剥夺了权力。

军事政变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军事政变后，局势可能沿着两条轨迹发展。首先是胜利的一方内部发生的一系列或多或少的尖锐冲突，通常涉及失败的权力集团的残余力量，结果就是一系列军事政变。在60年代的叙利亚，在叙利亚有一个笑话，说军官们在国家总参谋部大楼外排队，那些准备发动政变的人轮流进去坐上那里的座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变开启了一系列不稳定、短暂的军事独裁统治。

通常情况下，这一系列政变会对国家造成最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在军方将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客或自己创建一些新的（但不是明面上军队主导的）政权时才会结束。例如，许多非洲军事独裁者在政变后不久就剥夺了其他领导人的权力，并建立了新的权力结构，通常是政党性质的。例如，1974年埃塞俄比亚君主制垮台后就是这种情况。篡夺权力后，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着手正式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政党政权。结果就为他的个人独裁创造了一个制度外壳，这导致了近代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之一。在埃塞俄比亚，一系列的小型政变，每一次都以门格斯图的胜利而告终，但都是昙花一现。

第二条轨迹涉及放弃这个痛苦的阶段。获胜的权力派立即开始建立新政权。例如，在缅甸（今缅甸），军政府在1962年夺权后几乎立即宣布新政权将以政党为基础。

从理论上讲，俄罗斯并不排除走向这两种轨迹，如果第一种轨迹只能被视为过渡阶段，那么第二种轨迹可以带来真正全新的，同时也是长期的俄罗斯政权。